一是高估了教育和科技的作用。为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日益短 缺，发达国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重视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，促进科技进步，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。但从实际效果看，这可以缓解经济停滞，但难以逆转，并且人力 资本红利也可能有尽头。以日本为例，上世纪七十年就提出科技立国，很早就意 识到要通过教育和科技进步应对老龄化；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持续超过 3%，平 均高于美国 0.5 个百分点；至今已有 22 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（庞大科 研队伍的冰山一角），而这只有在其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时间足够久、力度足够 大、人员足够多时才可能出现……。但即便如此，日本 1990-2010 年平均受教育 年限仅提高 2.6 年，全要素生产率从美国的 74.5%下滑到 70.3%20，1990-2018 的 29 年间 GDP 增速平均仅为 1.1%21。这表明在老龄化和少子化面前，教育和科技 依然单薄。 二是高估了鼓励生育的效果。为应对人口转型后的少子化，发达国家普遍大 力鼓励生育，但总和生育率提高幅度有限甚至下降，至今仍远低于 2.1 的代际更 替水平，提高生育率比想象难得多（见表 1）。
日本 1990 年代以来就开始鼓励生 育，推出各种天使和新天使计划，2004 年以来进一步完善生育补贴保障政策22， 但由于错过生育调整最佳时机，总和生育率仅从 2005 年的 1.26 提高至 2015 年 的 1.45，2019 年重新回落到 1.36。少数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能够恢复到 2.0 以上， 有移民的因素23。三是高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作用。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起养老保障制度，但 不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。这是因为：首先，养老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收入分配安排， 是将财富从劳动人口转移到老年人、将支出从现在转移到未来，不会增加财富总 量和产出能力。其次，养老医疗等福利支出降低了储蓄和投资，削弱了经济的长 期增长。格林斯潘就曾指出，如果没有老龄化导致的高福利支出，美国和世界经 济增长会好很多24。第三，养老制度改革内容多、难度大25。包括构建多支柱养 老金体系、筹资模式改革（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）、调整养老金参数（如 养老金替代率、退休年龄、缴费率）等。改革中还会遇到巨大的阻力、社会动荡 甚至革命。
